那是个看似平常的日子，日光透过云层，在地面上洒下一片片斑驳的光影。爸妈开着送货的车经过一个路口时，车速忽然慢了下来，最后缓缓地停在了路边。赵路阳在车斗里站着，见车子停下，好奇地扒着栏杆向前张望 —— 只见前方不远处，有位老太太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身下还洇着一滩刺目的血。他心里一紧，赶紧跳下车跑过去询问，才知道老太太是被路过的车撞倒的，额头和腿上都有明显的伤口，还在慢慢渗血。还好老太太意识还算清醒，只是声音虚弱却清晰：“被车撞了……撞人的早就跑了，我也没看清车牌。”赵路阳蹲在旁边，心里急得不行：这种时候哪还顾得上别的，救人肯定是最要紧的。

这倒不是赵阅海第一次遇到这种事了 —— 之前他还救过比这伤得更重的人，每次都是先把人送到医院，再帮忙联系伤者家属，为此还收到过不少表扬信和感谢信。眼下，一家人赶紧把受伤的老太太抬到车斗里，让她平躺着；赵阅海又从驾驶室里拿了个靠枕，轻轻垫在老太太头下，怕她磕着碰着。赵路阳和妹妹赵聆月守在车斗两边，眼睛紧紧盯着老太太，一刻不停地观察她的状况。考虑到老人年纪大了，万一途中有什么不测，爸妈不敢有半点耽搁，开着车一路直奔县城的医院。到了医院，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：老太太外伤看着不重，内伤却不轻，要做手术的话，必须有家属签字才行。等待家属的间隙，警察走进病房，想向老太太了解情况，看看能不能问出些肇事车的线索。赵阅海早就把事情的大致经过跟警察说了，见没什么要帮忙的，一家人正打算离开医院，继续去送剩下的货。可刚走到医院走廊，一个从病房出来的警察却突然叫住了赵阅海，说还有些情况需要进一步核实，让他们一家人跟去警局一趟。

赵阅海心想，大概是做个笔录，或是要宣传他们救人的事迹，也没多想，就带着家人跟着去了。可一到警局，一位民警却语气严肃地说：“被撞的老太太指认，撞她的就是你的车。”听到这话，赵阅海脑子“嗡”的一声就蒙了 —— 他明明是好心救人，就算不被感谢，怎么反倒被讹上了？心里又气又急，话都说不连贯了。民警连忙安抚：“你们先冷静点，我们也不是她说什么就信什么，现在就是先把情况了解清楚。问你一句，当时除了你们一家人，还有没有其他目击者在场？”“有！我一家人都在！他们都能作证！”赵阅海急忙回答。民警却摇了摇头：“一家人的证言，在法律上证明效力比较弱，一般很难被采纳。”这话一下点燃了赵阅海的情绪，他激动地猛地站了起来，声音都带着颤：“我们一家人说的就都不算数，她一个人随口指认的你们就信？法律就认她的话？这不是欺负人吗！这太不公平了！”

民警见赵阅海情绪激动，先放缓语气安抚：“你先别激动，我们也是按流程了解情况。老太太作为受害者，目前坚称是你撞了她，还说要是你没撞人，为啥会特意送我来医院 —— 这是她现在的说法。”他停了一下，又接着解释：“当然，这只是她单方面的证词，不是她说了就算，我们后续还会去调查取证，比如走访、找周边目击者，法律肯定不会偏袒任何一方，这点你放心。”“但就目前证据不足的情况，有个事得跟你说清楚：按流程，你们可能需要先为老太太垫付一部分医疗费。另外，在没有其他证据反驳的情况下，受害者的证词在法律层面会被优先考量 —— 这不是说我们就信她了，而是办案的常规逻辑，后续有新证据，我们会重新判断。”

这件事又拉扯了一段时间。被撞的老太太名叫贺菊兰，今年71岁 —— 她年轻时就守了寡，一个人拉扯大两个儿子，日子过得格外艰难。两个儿子如今都成了家，在村里也都是普通的庄稼人，家境并不富裕。听说老太太被撞了，两人吓得不轻，赶紧往医院赶。可一看到老太太伤势严重，得花一大笔医疗费，两人关注的重点就从母亲的伤势上移开了，满脑子只剩“找肇事司机赔钱”。可找肇事司机哪有那么容易？医院又要求先交押金才能安排手术，眼前的事根本等不起。就在兄弟俩急得团团转时，病床上的贺菊兰突然开口了，声音不大却很清晰：“撞我的人，就是送我来医院的那个！手术费、住院费都得让他出！”听了母亲的话，两个儿子愣了没一分钟，竟没多问一句缘由，就轻易信了。一个不光彩的念头，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在两人心里达成了共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