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还不够忙？”她皱眉，“高三前的暑假就想帮别人补课？你不怕把自己搞乱了？”

我想了想：“顺带复习作文。”

她被这个理由噎了一下，想要反驳，又觉得好像也不是完全站不住脚。

“而且也算一笔收入。”我添了一句，“以后买书买资料，我可以自己掏。”

这句话比前面那句更有效。

我妈犹豫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那你舅妈那边不是有个表弟要中考吗？他语文总考不好。”

“你要不帮他看看？”

第一次上门给人补课，是在一个闷热到连水泥地面都黏脚的下午。

舅妈家在城西一个老小区，没电梯，楼道里有一股潮湿的霉味。墙皮剥落了一大片，露出下面灰黑色的水泥，楼梯扶手上刷的油漆被一代代小孩的手摸得发亮。

我背着个小包，里面塞着两本作文选、一支笔和一个练习本。

舅妈一开门，笑得合不拢嘴：“南舟来了？快进快进，热死了吧？”

她家客厅不大，地砖是那种九十年代常见的浅白色小方砖，茶几上摊着一堆练习册。表弟窝在沙发里打游戏机，见我进来，眼神从屏幕上挪开一两秒，又很快黏回去。

“别玩了，”舅妈拍了一下他大腿，“你沈哥过来给你补课呢。”

“哦。”他应了一声，把游戏机关了，丢到一旁。

我在餐桌旁坐下，把带来的书拿出来。

“你作文平时什么情况？”我问。

“经常扣分。”他撇撇嘴，“老师说我‘不够立意深刻’。”

“题目一般是什么？”我翻开他的一本作文本，看了看题目，《那一次，我懂得了感恩》《人生需要微笑》《坚持，就是胜利》……

每一个题目都像一条被无数人踩过的泥路，早已看不出原来的样子。

“老师讲过套路吗？”我问。

“讲过，”他说，“开头要有名人名言或者小故事，中间要有事例，结尾要升华。”

他说得很熟练，连老师的板书语气都学了个神似。

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“那你觉得，你写出来的东西怎么样？”我换个问法。

“没意思。”他倒是很诚实，“我写的都是假的。”

这句"假的"让我突然有点鼻酸。

“你要不要试试写一篇你觉得有意思的？”我随口说。

“老师会扣分。”他摇头，“上次我写了我妈骂我的事，被说成没有阳光积极的态度。”

舅妈刚好端着一盘果盘进来，听见这句，笑着嗔他：“你就知道写你妈，那我以后还怎么出去见人？”

她说着，莞尔一笑，自带一种小城主妇的豁达和敏感。

“那我们先从老师爱看的写起，”我妥协了一步，“等你训练好了，再写你想写的。”

两个小时，很快过去了。

走的时候，舅妈把我送到门口，手里捏着一个厚一点的信封，硬塞到我手里。

“这点钱你拿着，”她说，“算是你这两节课的辛苦费。”

“不是亲戚帮忙就什么都不讲。”她补了一句。

我低头看了一眼，大概是两张五十，一张二十。

“太多了，”我下意识说，“我也就随便讲讲。”

“以后再说，”她把信封往我手里一按，“你要是觉得多，就多上几次。”

说完笑着把门关上了。

老楼下来的时候，太阳还挂在西边，但是光线比午后柔和了些。

小区院子里的小孩拿着水枪互相乱喷，几个婆婆坐在树荫下扇扇子，聊着谁谁家孩子几分、报了哪所高中。

我把信封拉开一个小口，看到里面露出的绿色边缘。

心里忽然生出一种很具体的实感。

这些纸，跟我铁皮盒子里的那些不一样。

它们是我坐在那里，拿着一支笔，陪着一个初三学生在那些毫无趣味的作文题里绕了一圈，换来的。

我把信封塞进裤兜里，觉得兜那一侧都沉了一点。

晚上回到家，我在野罂粟本子里夹了一页，把这些钱压在那页纸下面。

手一抬，本子封面上那朵红色的野罂粟冲着我笑，有点危险，又有点张扬。

我在旁边空白处写了几个字。

“第一笔收入。”

然后又划掉了“收入”两个字，改成了“第一笔自己挣来的钱。”

补课这件事一旦开了头，就像打开了某个家族内部的连锁反应。

舅妈很快就把“沈南舟给表弟补作文”的消息在亲戚群里简单吹捧了一下：“孩子写东西好，讲得条理清晰。”

于是过了没几天，隔壁姨妈打电话来问：“你有空帮你表妹看看英语吗？”再过几天，楼上邻居敲门，说听说我语文好，想让我帮她家小孩批批作文。

我妈一开始有点担心我精力不够，后来发现我补完课回来反而更安静、更愿意自己做事了，便也只是在旁边偶尔念叨一句“别太累”。

我在野罂粟本子的封二页上画了一个表格。

第一列写日期，第二列写对”，第三列写内容，第四列写报酬。

每填完一行，就觉得那一页纸多了一点点重量。

那些名字大多只是某某家的孩子，跟我没有太深的联系。

但在给他们讲题、改作文的时候，我时不时会想到另一个人。

他曾经对我说过一句“你挺幸运的”。

而我现在，坐在某个餐桌边，陪着一个为中考作文愁眉苦脸的小孩，告诉他“你可以先写老师想看的，再慢慢写你自己想写的”。

这种幸运和不幸交错在一起的时候，让人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

攒到第三个信封的时候，我决定动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