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舍友当时的话来形容就是：“像非洲部落，或者印第安人的语言，纳瓦霍还是什么的。”

我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，有点毛骨悚然。

然后我告诉她，我压根不会她说的那些外语，而且我不说梦话。

其实舍友第一次对我提起，我只当做玩笑话，听完就过去了，但在那短短几天里，她变得对这件事极其在意，至少在我看来如此。

我们的对话中时常出现“梦话”话题，辐射领域诸如“梦对现实的折射”、“弗洛伊德梦的解析”、“童年和原生家庭对成年人的影响”……很快就达到了惹人讨厌且不自知的程度。更烦人的是，无论我怎么否认、无视、转移话题，都无法减损她对此事的热衷程度。没过多久，她就开始在网上查找各种“失落的语言”，试图确定我在梦里嘟囔的是不是中世纪女巫的咒语。

那劲头，堪称狂热。

后来，为了让她闭嘴，也有一少部分原因是真感到担心——当然，我怎么不相信舍友的各种假说，但万一呢？那些据她说“每晚上演”的梦话如果真是某种脑损伤的信号呢？——于是我告诉她，我准备去睡眠诊所看医生，结果却遭到了她的强烈反对。

顺便一提，反对这个词，比起她当时的反应，还算是太温和了。

毫不夸张地说，她简直是气急败坏、暴跳如雷，用超高分贝的尖细嗓音，语无伦次地指责我逃避现实、不负责任、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内心，宿舍楼里但凡有条狗，都得被她的尖叫声吓得乱吠起来。我则告诉她，她只是闲出屁加上心里变态，放着论文不写、正课不上，成天以窥探戳刺别人的隐私为乐，不，别想狡辩，我看到校园论坛上的帖子了，打着关心我的幌子，实则比网上那些造谣诛心的还要恶毒。

如你们所见，那天我俩大吵一架，双方各说了不少伤人的话。

结果我也并没去成睡眠诊所。

我做了另外一个决定。

第二天，我把录音笔递到舍友跟前。

“听听看，我昨晚录的‘梦话小剧场’。”我是这么跟她说的，记得清清楚楚，一字不差，“保证你听完会很高兴的。”

舍友没接，她眼神里的防备仿佛我递给她的不是录音笔而是个定时炸弹似的。

于是我帮她按下了播放键。

“听完你就明白了。”说完，我按下播放键。

在那之前，我对丁诺详细讲述了刚才告诉你们的事情，真诚希望能把话说清楚，就算舍友的父母在场，我也会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——没有什么好隐瞒的，我只是也才想起来。

丁诺一言不发地听着，未予置评，他板着脸，嘴角下压，表情叫人看不出心里在想什么，但我愿意相信，哪怕他现在还不理解我，等听过录音之后也一定会的。

但偏偏事与愿违，按过之后，录音笔并没发出声音。

“怎么回事？明明有电的啊，也开机了。”我使劲又按了一下，还是毫无反应，我忍不住骂了句脏话，愤愤地说，“不应该这样的！”

也许我摔的那一下到底还是把它摔坏了，唯一可以证明我不是记忆错乱、颠倒是非的东西，居然被我自己毁掉了，很难看不出其中的讽刺意味。

怎么会把录音笔看成手指头呢？

怎么会呢？

我紧紧握着录音笔，骤然涌起一阵冲动，想要再次把它狠狠朝墙上砸过去，这次我一定会做到位，砸它个四分五裂。

“给我看看。”在我理智失控之前，丁诺把我的手掰开，拿走录音笔，简单检查了一下，给出诊断结论，“录音文件还在，没准儿只是摔了一下接触不良。”他说着把录音笔放进口袋，“等回去把文件导出来，应该就能播放了。”

“走吧，这屋子里没什么好看的了。”丁诺站起来，冲我伸出一只手，温声说，“地板太凉，女生坐久了要肚子痛。”

我没动，也没理会他的关心，只是看着他：“你不想问我录到什么了吗？”

丁诺收回手，不自在地在裤腿上蹭了蹭：“有必要吗？反正回去导出来就能听了。”

我咬了咬嘴唇，忽然间脱口而出：“说梦话的是她！不是我！一直都是她自己，那梦话也根本不是外语，就是些没有意义的叽里咕噜。我上网查过，精神分裂症可能会出现这种症状！”我一口气说下去，像个急于剧透的小孩子，生怕对方没听完就捂住耳朵。

事实是，我害怕了。

事实是，我希望——需要——有人站在我这边，哪怕只是站着，什么都不做、什么都不说也好。

也许有人会觉得我小题大做，但请相信我，共同在屋檐下住了几年的大活人突然间在屋里上吊自杀，而你一觉醒来目睹了恐怖案发现场，还被死者父母纠缠不休只是一方面，是的，很糟糕，但时间会抚平创伤。让人真正感到恐惧的，是意外背后的阴影，总会有阴影，就像粘在鞋底上的屎，甩也甩不掉。

从尸体周围苍蝇似的黑气、半夜纠缠我的噩梦，到通风管道里的录音笔，莫名丢失又突然恢复的记忆……这一切都像是某种精巧设计、恶意很深的预谋，绝不按我的意愿发展。

而我早已深陷漩涡之中，无法脱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