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榕潭上小学，我一天在外婆家吃两顿饭。要说恩情，这才是我一辈子都还不清的恩情。

多年后，我拿这一点戳妈妈心窝：“我在外婆家吃了那么多顿饭，相比你，大舅妈更像我的亲妈。”

妈妈一只耳朵进，一只耳朵出。可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自那以后，大舅妈多次和我提及：“舅妈也是妈，你就做我姑娘，好不好？”

大舅妈一直在家操持家务，想必大家觉得她是个明白人，才把财政大权交由她。可借钱这个事，倘若她不糊涂，为何不明白救急不救穷的道理？她手上的那笔钱，论理，属于他们家，属于大舅，她要动，也得问过大舅，而非如她所说，就当投资了。赚了钱还好说，若是亏了，家人之间如何算得清这笔帐？以她的眼光投资，事实证明，捅了篓子，不是吗？

而且，大舅的钱只管自己吃喝，大舅妈也没怎么上过班，表哥表嫂薪资微薄，外婆百年之后，家中如何维持，想想都觉得艰辛。更别提两个小侄女能从家中拿到何种保障。

妈妈霍霍不了别人，自然收手。可大舅妈这一参与，祸及两家。大舅家亏了钱；妈妈赔了钱，还欠了人情。而这个人情，除了用钱，又怎么还得清？

这一篓子烂事，在我爆雷以前，长期积压在我心头。

外婆和我划清界限后，我花了好些年，慢慢习惯这一认知，和她们家渐渐减少往来。

把妈妈赶出家放的那把火，亦是对我心灵的救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