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考前最后一次模拟考的成绩贴在墙上那天,教室里的空气像凝固的胶水,稠得让人喘不过气。
水光挤在人群里,从倒数往上找自己的名字。三十一,三十,二十九……在第二十七位,她看见了自己的名字。秦水光,总分435。比上次高14分,比第一次模拟考高47分。数字是红的,鲜艳得刺眼,像某种拙劣的、欲盖弥彰的标记。
她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。435。去年二中的录取线是475。还差40分。而中考,只剩三十一天。
四十除以三十一,平均每天要追1.29分。
1.29。小数点后的数字像一根细细的针,扎进她眼里。她眨眨眼,数字还在,清晰,冰冷,不容置疑。
“水光,你进步了!”林薇从后面挤过来,拍她的肩膀,“十四分呢!照这个速度,中考肯定能上二中!”
水光没说话。速度。她想起物理课学的加速度,速度的变化率。她现在的“速度”是多少?每天能进步多少分?这个“加速度”能保持到中考吗?还是会像自由落体,越接近地面,速度越快,但终点是……撞击,粉碎。
“你多少?”她问林薇。
“第二十名!”林薇的眼睛亮晶晶的,“我妈说,只要能保持在前二十,就给我买新裙子!”
新裙子。水光想起母亲那些洗得发白的衬衫,想起她数钱时皱起的眉头。新裙子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,像林薇照片里的海,看得见,但摸不着。
人群渐渐散了。水光回到座位,摊开那两本黄色练习册。她已经做到了第三百页,还剩六百七十页。每天要做二十二页,才能在中考前做完。二十二页,加上学校作业,加上复习,加上吃饭睡觉,一天二十四小时,不够用。
她拿起笔,开始做题。笔尖在纸上沙沙响,像春蚕啃食桑叶,像时间啃食生命。窗外的阳光很好,把她的影子投在练习册上,瘦长,模糊,像随时会消散的幽灵。
晚上,母亲回来得比平时早。手里拎着一袋排骨,还有一小包枸杞。
“今天发工钱了。”陈玉梅把排骨放进盆里,接水泡着,“给你炖汤,补补。”
水光看着那袋排骨。肉不多,骨头多,是摊上最便宜的那种。枸杞很小,干瘪的,在塑料袋里挤成一团,像小小的、红色的心脏。
“妈,不用这么破费。”她说。
“不破费。”陈玉梅开始洗排骨,水很凉,她的手很快冻红了,“你学习辛苦,要补补。最后一个月了,坚持住。”
坚持。这个词很重,像一块石头,压在心上。水光想起那两本还剩六百七十页的练习册,想起每天要追的1.29分,想起墙上那个红色的435。她要怎么“坚持”?靠每天二十二页的题?靠排骨汤?还是靠心里那口井,和井底那些微弱的光?
“我去做题了。”她说,转身回房间。
书桌上摊着数学练习册,她做到三角函数。sin, cos, tan,这些符号像某种神秘的咒语,排列成整齐的公式。她盯着那些公式,脑子里却想起别的东西——苏老师教她调颜色时说的话:“颜色也有三角函数,要找到那个平衡点,不多不少,刚刚好。”
平衡点。她现在就在找平衡点——在做题和画画之间,在井的深处和光的高处之间,在母亲的期待和自己的恐惧之间。但这个平衡点在哪里?sinθ的最大值是1,cosθ的最大值也是1。那她的“最大值”在哪里?她能承受的极限在哪里?
不知道。她只知道,必须继续做。一题,一题,又一题。草稿纸写满了一张又一张,铅笔秃了一支又一支。手指关节处的茧子越来越厚,越来越硬,像铠甲,也像枷锁。
炖肉的香味飘进来,混着枸杞的甜味。很香,但水光闻出了别的东西——母亲手上洗洁精的味道,自来水漂白粉的味道,还有那种说不出的、生活本身的、沉重而黏稠的味道。
“吃饭了。”母亲在厨房喊。
排骨汤很浓,肉炖得很烂,筷子一夹就散。枸杞浮在汤面上,红艳艳的,像小小的、凝固的血滴。水光小口喝着汤,很烫,烫得舌头麻。但她喜欢这种烫——烫让她感觉到自己是活的,不是做题机器,不是分数工具,不是必须在中考中“成功”的符号。
“慢点喝,烫。”陈玉梅给她夹了块肉,“多吃肉,补脑。”
水光慢慢嚼着肉。肉很柴,没什么味道,但她在咀嚼中尝出了一种东西——坚韧。像母亲的手,粗糙,但有力;像母亲的人生,艰难,但依然在往前走。
“妈,”她忽然说,“如果……我考不上二中,你会不会失望?”
陈玉梅夹菜的手停了一下。很短暂的停顿,但水光看见了。她看见了母亲眼角的皱纹,看见了鬓角的白发,看见了那种想说“不会”但心里其实“会”的、复杂的表情。
“不会。”陈玉梅说,声音很轻,“只要你尽力了,妈就不失望。”
尽力。什么是尽力?每天只睡四小时?做完一千页练习册?还是……在分裂和撕扯中,依然能拿起笔,做完当天的题,哪怕脑子里全是井的歌声,光的影子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