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那以后,每周四成了水光日历上唯一的亮色。
美术教室在三楼走廊尽头,时间在那里流淌的速度和其他地方不同。苏老师不教她画石膏像,也不教素描基础,第一堂课就递给她一管酞青蓝、一管钛白、一支猪鬃刷。
“调。”苏老师说。
水光盯着调色板上挤出的蓝色,浓郁得像深夜的运河。她加了一点白,蓝色变浅了些,但还不是她要的。
“不是这样。”苏老师握住她的手,蘸了松节油的画笔在调色板上划开,“水光的蓝,是透明的。你要让它呼吸。”
松节油的味道冲进鼻腔,水光打了个喷嚏。再低头时,她看见调色板上的蓝色变了——酞青蓝混着松节油和一点点白,不再是僵死的色块,而像活过来的水面,深浅不一的地方泛着微光。
“看见了吗?”苏老师松开手,“颜色会呼吸。你要做的不是控制它,是听它的。”
水光愣愣地点头。那天下午,她什么也没画成,只是调了十七种不同的蓝。从黎明天空的鱼肚白,到暴雨前压城的铁灰,再到日落后运河上最后一抹幽紫。苏老师倚在窗边抽烟,烟雾在斜阳里盘旋,偶尔说一句:“太死了”或者“这个有动静”。
临走时,苏老师说:“下星期,带你看点东西。”
水光以为“看点东西”是去写生。没想到周四放学,苏老师带她上了2路公交车。车厢里挤满下班的人,汗味、包子味、劣质香水味混在一起。苏老师护着她挤到后门边,在她耳边说:“坐七站。”
车过运河桥时,水光看见河水在夕照下泛着铜锈色的光。她想起苏老师画里那些深蓝近乎黑的水,心里突然抽紧——那些画不是在哭,是在沉默。是河水在目睹两岸高楼拔地而起、老房子一栋栋消失后的沉默。
七站后,苏老师说:“下车。”
眼前是一条水光从没来过的小街。柏油路面龟裂,两旁是低矮的平房,墙皮脱落,露出里面黄泥和稻草。几个老太太坐在门口择菜,塑料盆里的水浑浊不堪。
“这是哪儿?”水光问。
“老城最后一块没拆的地方。”苏老师往前走,“船民街。”
街的尽头果然连着运河。但这里没有石砌的堤岸,只有泥滩,几条破旧的木船拴在歪斜的木桩上。船身斑驳,油漆剥落,露出底下朽黑的木头。一条船上晾着衣服,褪色的花衬衫在风里飘,像招魂的幡。
“我小时候住这儿。”苏老师点了支烟,“船屋。夏天热得像蒸笼,冬天冷得骨头缝都结冰。我爸是打鱼的,我妈给人补网。那时候运河的水还能喝,清亮亮,能看见底下的水草。”
水光看着混黄的河水,想象不出它清亮的样子。
“后来水脏了,鱼少了,我爸上岸打零工,我妈去纺织厂。再后来,厂子倒了,我爸没了,我妈……”苏老师顿了顿,烟灰掉在地上,“不说这个。带你来是想告诉你,画画不止是画漂亮东西。你得画真的东西,哪怕它丑,它破,它让你难受。”
水光似懂非懂。但船桅在暮色里的剪影,泥滩上碎裂的蚌壳,远处推土机的轰鸣,这些画面像钉子一样楔进她脑子里。
苏老师掐灭烟:“下周开始,每周交一张写生。不限定内容,但我要看见‘真的’。”
那天回家,水光在公交车上画了第一张“写生”。用苏老师给的炭笔,在速写本上画车窗外的路灯——灯罩破了,光线从裂缝漏出来,在暮色里切出一片模糊的光域。她画得很快,笔尖在纸上沙沙响,像春蚕啃食最后的桑叶。
学校的日子还在继续。数学课、语文课、课间操、眼保健操,日子像复印机里吐出来的纸,一张张雷同。只有水光知道,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。
她的速写本越来越厚。画教室窗台上的粉笔灰,画林薇打哈欠时眼角的泪,画食堂泔水桶上聚散的苍蝇,画操场边那棵半死不活的槐树——叶子被虫蛀出密密的洞,阳光穿过时在地上投出筛子般的光点。
她开始用一种新的目光看世界。以前只是“看见”,现在她会不自觉地拆分:那片阴影是什么颜色?高光在哪里?轮廓线是硬的还是软的?像苏老师说的,她在“听”——听光落在物体上的声音,听颜色在空气里呼吸的节奏。
期中考试前的周末,家里出了件事。
父亲秦建国跑长途回来,带了一身酒气和一肚子火。饭桌上,水光听见他和母亲吵——其实也不算吵,是父亲一个人吼,母亲低头扒饭,碗里的米饭半天没动。
“老四那王八蛋!”秦建国把酒杯砸在桌上,“说好这趟对半分,结果就拿回来这么点!他说油耗超了,过路费涨了,放他娘的屁!”
陈玉梅小声说:“少喝点。”
“不喝能咋的?不喝钱就能回来?”他又灌了一杯,眼睛通红,“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你看这房子,这家具,人家的闺女学钢琴学跳舞,咱家呢?水光连身像样的衣裳都没有……”
水光低下头。她身上这件运动服穿了两年,洗得发白,袖口磨出了毛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