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三十六年，上海。

虹口北四川路一栋红砖洋房的会客厅里，坐着一位局促不安的客人。他姓金名荣，大约二十五六的年纪，五短身材，黢黑的皮肤，虽已交了五月，暑气已渐渐地上来了，他身上倒还穿了一件簇新的轧别丁长袍，乌黄的颜色，衬得他那一张黑脸，更添了一分土气。

此刻约莫是午后三、四点钟光景，骄烈的日光，由西面露台之上，缓缓移过来，将他半个身子，都浸没在日光里。不过一会工夫，他已觉得后背氤湿了一片，额头上几股密密的汗珠，流水似的，一直滴下来，落到长袍上。

他生恐将这一身出客衣服糟蹋了，忙伸了两手，对了额头乱擦。刚想喝一口茶，消消这暑热，伸出手来向茶几上一摸，谁料那茶杯竟是空的，他只好叹了一声，站起身来，向阴头里挪动着步子，去避那太阳光，一面打量屋子。

这一栋三层楼的洋房，是他五阿舅孟乾生在上海的寓所，听说原先住的是一个日本商人，因欣羡西洋文明，极端地崇拜美英，故而家中一应摆设用器，全是西洋货。前些年时，他得了日本战败的消息，匆匆逃回故里，只得将这一处房子，并一应家生，悉数贱卖。孟乾生在战时，同日本人很肯奉承的，两下里结下了很深的“友谊”，故而这一所房屋，便落到了他的手上，倒叫他捡了一个现成的大便宜。

金荣自小在宁波乡下长大，乡间生活，同城市文明相比，是质朴得过了分的。此时他四目所见，尽是西洋新奇玩意儿，便觉十分新鲜。只见这一间会客厅里，对面摆了两张海绒的沙发，中间一张大理石的茶几，一个玻璃果盘，盛满了瓜果。北面设了一个壁炉，上头摆了许多西洋物件，也叫不出名字来，又是一个珐琅花瓶，插了几枝红玫瑰。最妙的是顶头一盏水晶琉璃灯，里外三层，挂满了水晶坠子，将电灯芯团团围住。风一吹时，那水晶坠子随了风摆荡，发出叮咚的声响，十分好听。

金荣一面瞧，一面便在心里想道，洋人的玩意到底有几分意思，不说旁的，单说这盏大电灯，恐怕十间屋子，也叫它照得雪亮。往年我到了这里，虽然爱这房子，可阿舅不张口，我也不好意思多逗留的。这回阿舅信里头说了，要我过来常住，可不是我也成了这家里半个主人了么？兴许用不了多少年，连这房子，这家产，也统统到了我手上呢！

他这么一想，只觉心里头一股子说不出的欢喜劲儿，直往脑门上冲。屋子里本已有些闷热，金荣一腔子热血，更是热上加热，不过一刻工夫，只觉热得难受，后背、两腋的衣服，都湿透了。正想解了衣服扣子松快松快，忽然见那房门一推，走进一个人来，金荣只当是舅父大人回来了，不免吓了一跳，忙站起身来。

谁想那人不是孟家老爷，却是孟宅的管事老潘，带着听差阿毛进来了。老潘见金荣直愣愣的站着，面上憋得通红，便笑道，“表少爷安心坐着罢，老爷一时半刻的，可回不来呢！”

金荣因知这老潘是他舅父的心腹，虽是个下人，却是开罪不得，于是忙凑上去笑道，“阿舅到底是个忙人，如今铺子里头歇了业，他仍是在外头忙个不住。不像我们，成日里没个正经事做，闲都要闲出病来了。”

老潘笑道，“我们是一天到头忙个不停脚，恨不能松快个一天半天的，表少爷倒好，闲也能闲出病来！”

金荣笑道，“要是在上海这样繁华地方，便是忙一些，我也情愿。您老不知道，我们那里不过是个破村子，什么也没有，到如今还没用上电灯呢！夜里点菜油灯，一股子怪味，真够人受的了。哪像这屋子，布设得这样舒服，叫我住上十辈子，也住不够呢！”

老潘道，“电灯这东西，也算不得什么，我嫌它晃眼睛，照久了眼仁儿疼。倒是这电风扇是个好物件。这屋子是个西屋，到了下午，热得简直呆不了人，表少爷吹一会子电扇，再喝一杯汽水，去去暑气罢！”一面说，一面吩咐阿毛安置电扇。

金荣留神看了，只见阿毛拖了一张方几过来，将一个铜绿四叶电扇摆在上头，由底座那里取了一根电线，捏了插头，便向墙角一处金属头子里塞，不由叫了一声，“小心！那东西可要电死人的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