袁孝慈自然是求之不得，原来是为两个人请的塾师，都成了她的私教。

两人的话也越来越少，好像男孩进入青春期就是这样，不愿意搭理一切女性，不管是青梅竹马的朋友、姐姐还是母亲。袁孝慈原来嫌他声音难听，他再不找她，她反倒有点怅然。母亲则是完全不能接受，她的烟瘾深入骨髓，只有儿子能把她伺候舒服。

“你不给我烧烟了？为什么？”她在床上又蹦又跳，披头散发地，蹦到地上，“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？你要我死啊？”

袁孝勋总不能说——他是慢慢地回过味来了。从来都是妓女给老太爷烧烟，他一个正正当当的少爷，成天捣鼓大烟枪，像什么话？他斜眼睨着她，又要端住小少年的自尊，又心疼她。爹是不爱她的，姐姐是不爱她的，她疯成这样子，除了自己，再没别人了。

因此，他总不能下个真正的决心，和她，和她带来的一切影响一刀两断。有时候在外面喝酒喝得高兴了，他赖在榻上，愿意给她烧烟泡，还愿意给她唱两片新学的曲子；有时候，她要发疯，她要咬人、用指甲抓人，他也打她，反正他没有很多身为男人、不能打女人的自觉，他也用指甲抓她。

母亲嚎得像濒死的牲畜，袁孝慈突然上了楼，极为罕见地进了房间，扇了他一巴掌。

“以下犯上！”她喝道，“我要写信告诉爹。”

袁孝勋跳起来，也是披头散发的，叫道：“什么？你管过她吗？你睁开眼看清楚，我好歹管她！你个颠婆你敢打我——”

袁孝慈又打了他一下，他捂着脸，懵了，缩着像个小小的女孩子。袁孝慈看他这副样子就来气，接二连三地扇他，叫道：“就打你了！爹让我管教你，你要怎么着？”

于是袁孝勋就很不知所措地蹲下来，像小时候一样，嘤嘤地哭起来。

他后来就越来越无赖，干脆不回家，又偷了家里的一把车钥匙，开走了那辆车。某天凌晨他翻墙回来在厨房里偷吃的，袁孝慈也正好披着寝衣睡不着，四目相对下，两人都意识到一年没有讲话了。

“爹还到处让人找我呢，把我当女人似的，一夜未归，就怕在外面失了贞？”他嘲讽似地说道，“我现在睡车里，开到哪里睡哪里。”

袁孝慈其实想说那车旧了，要不我贴一百给你，你把车当了，换一辆新的？她一方面想讨好他，一方面想规劝他——是的，她都快二十岁了，终于生出一点长姐如母似的慈悲，要规劝他回头了。他已经毁了、废了，就算从现在开始用功十年，也不能对她构成威胁。

女人是一种处境。她最终说，“我们之中，我是男人，你是女人。”

袁孝勋低着头把叉烧包往布袋里装，装得那个袋子油乎乎的，轻声说：“随你吧，我从来只想当个汽车夫。”

她于是知道，就算他学会了开车、要带人兜风，那汽车上都再不会有她的座位了。

母亲在儿子两个月不来看自己一眼后，彻底陷入癫狂。某天佣人没看住，她衣衫不整就溜出去，和一个送报的调笑了几句，那男人就伸手摸她。这事被好事者看到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本来是疯子的行径，居然有滋有味地传开了。

袁孝慈辛辛苦苦在父亲那里得到的一点关注，又一次付诸东流。

薛莲山就是那时候出现的，他建议她把弟弟抓回来，抓回来母亲就好了。袁孝慈说问题就是抓不回来，怎么办呢？薛莲山说那多简单，他穿一件衬衫混进台球厅，和袁孝勋聊得十分投缘——至少袁孝勋这么觉得，又提出要看他的汽车。

这就说到袁孝勋的得意之处了，他认识了几个修车工，把旧汽车改装了一番，使其速度更上一层楼，尽管有着油箱着火的风险。薛莲山安抚着安抚着，忽然把他绑起来，挣扎中他乱咬乱吐唾沫，薛莲山在他脸上轻轻拍了一下，然后一路把车开回了袁公馆。

他回去后，娘就死了。他觉得他要是不回去，娘那口疯劲儿能吊很久。

袁孝慈倒是大松一口气，迎来了人生中最好的时节。封建君主一样的父亲卸下暴怒，再一次慢慢信任了她；疯子一样的娘死了，再不能给她添乱了；弟弟回到家里；她呢，人生之中第一次自由恋爱，爱上了一个太好太好的人。她那时候还很年轻，但很确切地知道：再不会碰到更好的了。

她从来是个很冷硬的女人，没有办法，世界太动荡。暴君朝令夕改，疯子时笑时哭，弟弟干脆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，神出鬼没、不见踪影，她为了应付这永恒变化、永不安宁的一切，只能化为石头，以身殉道，镇压他们。然而薛莲山是一座山，他稳固、温和，她在他身边，是可以开出一朵花的。

她知道他会走，不要紧，她太累了，短暂地靠一靠就行。

然而在袁孝勋眼里，事情却全不是这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