音乐注脚：A-Lin《离开的时候》

那场暴雨之夜的彻底崩溃，像一场高烧，来势汹汹，几乎烧掉了我所有的力气。第二天，我真的病倒了。喉咙肿痛，头晕目眩，浑身骨头像是被拆散重组过一样，酸痛无力。我蜷缩在被子里，时冷时热，意识在昏沉和短暂的清醒间浮沉。

母亲守在我床边，用温热的毛巾一遍遍擦拭我的额头和手心，眼神里的担忧浓得化不开。父亲沉默地进出，端来熬得软糯的白粥和清淡的小菜。Eason似乎也知道我病了，它不再闹着要出去玩，而是固执地趴在我的床尾，只要我稍有动静，它就立刻抬起头，警觉地望着我，喉咙里发出细微的、安慰般的咕噜声。

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。

这场病，缠绵了将近一周才慢慢好转。身体上的不适，某种程度上麻痹了精神上的剧痛。当我终于能够下床，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雨过天晴后、被洗得格外明净的蓝天时，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

身体是轻松了些，但心里那片被泪水冲刷过的废墟，依旧空旷而荒凉。只是，那种快要爆炸的、尖锐的疼痛，变成了另一种更深沉、更持久的东西——一种弥漫在四肢百骸的疲惫，和一种无声的、持续的钝痛，像余震，在我以为已经平静下来时，不经意地袭来。

我开始能够正常地吃饭，陪着父母看一会儿电视，甚至重新拿起画笔，尝试着勾画一些简单的线条。表面上，我似乎恢复了暴雨之夜前的“平静”，甚至比那时更显得“正常”。我不再轻易流泪，不再无故发呆。

但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有些东西，已经不一样了。

阿雅电话里那些关于陈默现状的冰冷词语，已经像烙印一样，深深地刻在了我的意识里。它们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化作了具体而残忍的画面，在我独处时，在我走神时，甚至在我对着画布调色时，毫无预兆地闯入脑海。

我会想象他试图说话却只能发出无意义音节的焦灼；

想象他连最基本的生活动作都需要人协助的窘迫；

想象他可能出现的、自己都无法控制的情绪和行为……

这些想象，像细密的针，扎在我心口最柔软的地方，不致命，却时刻提醒着我那份无能为力的痛苦和深切的悲哀。

我知道他病了，知道他最终会走向那个结局。但“知道”和如此具体地“感知”到，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。前者是宣判，后者是凌迟。

我变得异常沉默。

不是之前那种带着抗拒和悲伤的沉默，而是一种仿佛被抽空了所有情绪的、近乎麻木的沉默。母亲有时会试着和我聊天，说起街坊的趣事，或者沈居安画廊的近况（她似乎仍未放弃这个念头），我只是听着，偶尔点点头，或扯出一个极淡的笑容，却很少接话。

我像一座孤岛，表面平静地承受着海浪一遍遍的冲刷，内里却仍在经历着剧烈的、不为人知的地壳运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