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医院到公寓，一共四十七分钟车程。我坐在出租车后座，看着窗外流转的街景。霓虹灯初上，将融未融的积雪被染上各种浮夸的颜色，像一场光怪陆离的梦。

司机师傅喋喋不休地抱怨着晚高峰的拥堵和生活的艰辛，我含糊地应着，一个字也没听进去。

我的手里紧紧攥着那叠化验单和住院预约单，纸张的边缘已经被手心的冷汗浸得有些发软。诊断意见上那几个冰冷的术语——“多发性骨髓瘤待排”——像烙铁一样烫在我的视网膜上，无论闭眼还是睁眼，都清晰可见。

骨癌。

如果最终确诊，这两个字就会从“怀疑”变成钉死的棺盖。

司机终于闭上了嘴，车厢里只剩下电台里流淌出的软绵绵的情歌。甜腻的旋律唱着地久天长，听起来像一个拙劣的玩笑。

地久天长。我们曾经也相信过。

车子在公寓楼下停稳。我付了钱，推门下车。冷风立刻裹挟着湿冷的寒意扑上来，钻进毛衣的缝隙，让我打了个寒颤。

那股熟悉的、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的酸痛感又隐隐浮现。我扶住车门缓了一下，才慢慢直起身。

抬起头，我们家的窗户是暗的。

江屿还没回来。

也好。我需要一点时间，来消化这个突如其来的、足以摧毁一切的消息，来思考该如何面对他。

电梯平稳上行，镜面映出我苍白失神的脸。我移开视线，不愿多看。

打开门，玄关一片漆黑。我摸索着打开灯，冷白的光线倾泻而下，照亮了空旷的客厅。早上我没喝完的那杯水还放在茶几上，像一个小小的、凝固的时光标记。

安静。令人窒息的安静。

我换鞋，走进客厅，把那一叠沉重的纸张塞进书房抽屉的最底层，用几本书压住。仿佛这样就能暂时掩盖那个正在逼近的残酷真相。

然后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，坐在沙发上，等着。

胃里空得发慌，却没有任何食欲。只是觉得冷，从里到外的冷。我拉过沙发上的薄毯裹住自己，依旧止不住那一阵阵源自深处的寒意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。

窗外的天色彻底黑透。楼下的车流声渐渐稀疏。

手机屏幕亮起过一次，是江屿的消息：“临时有个饭局，推不掉。很快回来。你胃好点没？记得吃药。”

我没有回。

很快是多久？一个小时？两个小时？还是像之前的无数次那样，等到我昏昏睡去，他才带着一身酒气归来？

愤怒和委屈像细小的火苗，刚刚窜起，就被更庞大的冰冷绝望淹没了。

告诉他吧。

现在就打电话告诉他。说医生说我可能得了癌症，说我很害怕，说江屿你快回来，我需要你。

这个念头有着致命的诱惑力。

我拿起手机，指尖悬在他的号码上，颤抖着。

最终，却还是颓然放下。

怎么开口？用什么语气？他会是什么反应？震惊？同情？还是...会不会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厌烦，厌烦我又给他添了乱，在他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，用一场重病绊住他的脚步？

可怕的怀疑像毒藤一样缠绕上来。我们之间那层看不见的隔膜，那些日积月累的疏远和沉默，早已抽干了我开口求助的勇气。

信任原来如此脆弱。它不是在惊天动地的背叛里瞬间崩塌，而是在无数个被忽略的瞬间里，被一点点磨损，直到薄如蝉翼，一触即碎。

我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。

水杯里的水早已冷透。

直到听见玄关传来钥匙窸窣的声响。

门开了。江屿走进来，带着一身凛冽的寒气和淡淡的酒气。他脸颊被冷风吹得发红，眼底带着饭局后的疲惫，但心情似乎不错。

“言言？还没睡？”他脱下大衣挂起来，走到沙发边，俯身想吻我。

我偏头躲开了。

他身上的酒气和陌生的香水味混合在一起，让我胃里一阵翻搅。

他的动作顿住，脸上的笑意淡了些：“怎么了？还因为昨天的事生气？”他注意到我身上的毯子，“不舒服？胃还疼？”

他在我身边坐下，伸手想探我的额头。

我下意识地往后缩了一下。